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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「信、達、雅」以外，也有譯家提出其它翻譯標準的範疇，諸如「神似」和「化境」等。陳西瑩在〈論翻譯〉一文中認為「信」還分有三種不同境地：「形似」、「意似」、「神似」。「形似」就猶如疏忽原文風格且過度拘泥字面的直譯；「意似」則是超乎形似、模擬原文個性氣勢派頭的翻譯；而惟有「神似」才能捕捉到原文的神韻。別的，茅盾在〈譯文學書方式的討論〉曾剖析「描寫」和「神韻」的關係。他認為中西文字分歧，翻譯時難以同時留存原作的「描摹」和「神韻」翻譯因此「有時譯者多加留意於原作的神韻，便常常不克不及和原作有一模一樣的描寫；多留意了描述的類似，便又常常削減原作的神韻」。茅盾主張若二者不能統籌時，則寧保「神韻」而略微讓「描寫」有點差異，因為在文學翻譯上「神韻」比「描寫」更具有動人的力量翻譯但在實務譯事上，保存「描寫」易而捕獲「神韻」難，並且「形」與「神」實為相輔相成的一對矛盾體，只要「描寫」有所誤差，則「神韻」也難以周全。而遭到中國傳統美學和藝術理論影響，傅雷博採眾家之長，為「神似論」作總結翻譯他於〈高老頭重譯本序〉說:「以效果而論，翻譯該當像臨畫一樣，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。」他認為「逼真」重在理解、體味、感觸感染、領悟原作的精力，「任何作品，不精讀四、五遍決不動筆，是為譯事根基法門。第一要求將原作(連同思惟、情緒、氣氛、情調等等)化為我有」(〈論文學翻譯〉)；再者就是做到行文流利、用字富厚、色彩變化；最後是氣味文脈貫通，「幻想的譯文仿佛是原文作者的中文寫作，那麼原文的意義與精力，譯文的流通與完全，都可以兼籌並顧」(〈高老頭重譯本序〉)，也就是文章氣勢派頭必須同一完整，傳達原文的精神。

多年後跟著社會提高和說話成長，「信、達、雅」的標準也浮現侷限不足的地方，許多譯家都曾提出修正或付與不同的解釋翻譯例如林語堂於〈論翻譯〉一文把嚴復的「信」改稱為「忠厚」，指譯者對於原文作者該負的責任，需「忠厚於原文，不負著者的才思與意圖」；把「達」改稱為「通順」，是譯者對於譯文讀者該負的責任，且「與尋常作文之通順問題無甚差別」；而「雅」因無法充份申明藝術詩文戲曲的翻譯特色，林語堂就把「雅」代換為概念更大的「美」，成為譯者對於藝術該負的責任，應「以原文的風格與內容並重」。思果也有近似的修訂，把「信、達、雅」改成「信、達、貼」翻譯「信」是表出作者原意，不要表錯；「達」是指讀者看得懂作者原意；「貼」則是指「原文的體裁、氣勢、措辭人的身份等各方面是不是做到恰到好處的地步」。而劉重德則把「信、達、雅」改成「信、達、切」。「信」為保全原文意義，「達」指譯文通順易懂，而「切」乃符合原文氣勢派頭之意翻譯劉重德認為嚴復的「雅」只不過是各體裁氣勢派頭中的此中一種，特別是指古漢語，不適用於現代中文；而「切是個中性詞，合用於各類不同的風格」，故將「雅」改為「切」，成為新的翻譯標準。別的，吳潛誠更直言指斥嚴復的「信、達、雅」不合時宜，他認為現代文學作者氣概變化多端，很多作品(如荒誕劇)的原文既不達又不雅觀，則譯文如何求得既達又雅?充其量一個「信」字以求忠厚於原文也就夠了。趙元任於〈論翻譯中信、達、雅的信的幅度〉一文中也有雷同的見解，他認為如果原文不雅觀不達，而譯文達雅的話就失約了，是以「仍是得拿信作為翻譯中的基本前提」。

    廖柏森